阿瑪珂德與童年放映室

    
很難想像有葛斯范桑珠玉在前的《美國暴力學校》，校園槍擊事件還能挖掘不同的心理素質。有別於葛斯范桑營造集體夢遊般的場域對比事件暴力的本質，加拿大導演丹尼斯維納勒夫的《蒙特婁校園屠殺事件簿》佈下較清晰的劇情脈絡，並選擇「性別」作為母題，交叉對照殺手、瓦樂希、傑夫在事發前後繞著「性別」的心理困境。

殺手與女性的連結是難以釐清的，先是窺視對街女性的生活、又被掛牆上的月曆女郎望著背影，在採取所謂理性下被逼迫的激烈行動還不忘提筆對母親抱歉，滿佈其反社會的世界裡同時運作對女性的親密與仇恨，生命盡頭自縊的殺手與成了槍下亡魂的女同學倒在同一個血泊，帶出語言無法傳遞的荒誕。

倖存的瓦樂希及傑夫的角色設定及劫後反應，則顛覆了殺手所信仰的性別角色。特別是瓦樂希要進入男性主導的航太工程時，需保證無生育計畫方能錄取，此等不公對照殺手開場(自述)受害於女性主義過度張揚的自白，顯然是極諷刺的對比。屠殺當下瓦樂希擺脫男性(傑夫)救援的等待，及和同班女同學倒臥血泊的相望，構成片中不時有的女性同盟的影像語言。多年後，在職懷孕的瓦樂希提筆寫給殺手的母親，「他(殺手)死了，而我活著；他自由了，而我沒有」，此等控訴直至面對(迎接新生的)愛與(面對仇恨的)殤同等畏懼才得以彌平，「如果生下來是男孩，我要教導他如何去愛；如果是女孩，我要告訴她這個世界是屬於她」道破《蒙特婁校園屠殺事件簿》背後社會缺陷的所在。

沒有特定身分的殺手「the killer」代表一種不自覺流露的男性意識，校園裡畢卡索的「格爾尼卡」凝視加害與受害者的亙古悲劇，或許結尾上下顛倒的鏡頭暗示，擺脫習慣的觀點才能看到不同的世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