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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5,印尼傾共總統蘇卡諾垮台,肅清共黨屠殺百萬人,部分棄屍蛇河。

導演Joshua Oppenheimer前作《我是殺人魔》聚焦一個人的表像與難以攻破的內在,直視劊子手浮於皮相的生活嬉鬧與對照染血雙手後的極大荒謬,導演採用俗豔手法構成歷史遭扭曲的不真實感。

時隔兩年,《沉默一瞬》以《我是殺人魔》的訪談手法作為基礎,卻多幾分前作沒有的詩意。這不單是構圖、光線更加細膩經營的緣故,而是《沉默一瞬》試圖在加害者與受害者遺族對話之間,提煉關乎「凝視」與「生存」兩個母題的嘗試。

關於「凝視」。英文原名「The Look of Silence」直接將「看」破題,佐以海報戴校正眼鏡老人的特寫,「看」是構成《沉默一瞬》的關鍵動作。根據《我是殺人魔》的經驗,Joshua Oppenheimer會以重返歷史現場由加害者模擬屠殺過程的纇戲劇手法,給予觀眾視覺上最直接、不容淡化的挑戰。Joshua Oppenheimer能捕捉這麼多第一手素材,其實源自印尼官方對「九三零事件」意圖曲解的現在進行式,因此主角阿迪身為受害者遺族與驗光師的雙重身分,行動上與意義上都扣緊校正歷史觀點的動機。但導演似乎有意地望後退一些,不像《我是殺人魔》幾乎能掐住加害者脖子那讓人窒息的近距離,穿插阿迪在電視機前看導演預先側錄影帶的鏡頭,那沉默的凝視與眼神閃過的不安,讓張揚的指控外,保留允許梳理情緒的距離。

關於「生存」。在《沉默一瞬》談及「不存在」與「存在」的,「受害者」與「遺族」各佔篇幅。數百萬被冠上共黨紅帽子的受害者,被拖行到蛇河用慘絕人寰的行刑式處絕,劊子手為避免屠殺到心神耗弱竟有飲血安神的儀式。屠殺固然是歷史的荒謬,但導演不再如《我是殺人魔》單單聚焦受害與加害者兩造,反倒擴展到遺族與整個體制。歷經半個世紀,印尼官方仍散布扭曲的歷史觀點,讓幾個世代處在謊言建構的夾縫中難以生存,老一輩的擔憂國家機器依舊無所不在地要肅清異議者,幼一輩的在課堂朗朗著劊子手被英雄化的口號,成為國家無法根治的餘毒、遺族無法釋放的原諒。遺族,Joshua Oppenheimer不狹義的定義在受害者,反而捕捉不少加害者家屬從至親口中聽到那些不以為意的屠殺後,尷尬、迴避、憤怒乃至瞠目結舌的真實反應。關於活著,在怎麼像失智老父滿屋亂竄的賴活,也有存在不容被剝奪的價值。

關於「生存 x 凝視」。回到開場與收尾的畫面,跳動的灌木種子因幼蟲寄生而證實生機的存在,開場是兩個孩子、收尾是阿迪的老母親,都對「生存」給予全然的「凝視」,但何以歷史在面對「死亡」竟能此等「漠視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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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瑪珂德與童年放映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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